【追忆】沉痛悼念、深切缅怀戴目校长!向中国聋教育的先行者致敬!

时间:2018-11-26 21:41:41

  中共党员、全国残疾人自强模范、原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副主席、中国聋人协会主席、上海市聋哑青年技术学校原校长戴目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18年3月3日7时20分逝世,享年9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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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党员、全国残疾人自强模范、原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副主席、中国聋人协会主席、上海市聋哑青年技术学校原校长戴目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18年3月3日7时20分逝世,享年93岁。特教同仁沉痛悼念、深切缅怀我国聋教育的先行者戴目先生!

  戴目先生出生于1925年,年幼时被江南一户殷实之家所收养,养父以悬壶济世为生,是当地颇有名气的老中医。戴目先生8岁时罹患重病,经过抢救虽然起死回生,但从此留下了失聪的后遗症。原名戴天赞的戴目先生感到自己从此将以目代耳,遂改名为戴目。戴目先生耳聋后,为人厚道的养父并没有嫌弃他,而是送他到上海私立的福喑聋哑学校读书。

  戴目先生16岁从聋童学校毕业时,面临职业的选择。当时养父希望他能拜师学画,学得一技之长以成名成家,可以自立于社会。但戴目先生经过深思熟虑后却毅然选择了教师这一职业,因为他认为“学画画固然可以有一技之长,在社会上会有个安身立命之地,不愁不能温饱。但做一个聋哑学校教师,可以为众多的聋哑同病免除文盲之苦。”因此戴目先生开始虽然遵从父命,师从著名画家张充仁先生学了一段时间的素描,但随后便没再学下去,于1942年春,到中华聋哑协会附属聋哑学校(今为上海市第四聋校)应聘为“助教”。翌年春,在蔡润祥老师的推荐下,应聘到杭州一所私立聋哑学校教书。学期结束时,戴目先生因病辞去教职回到上海。同年秋,又应聘到无锡县私立惠喑聋哑学校任教。

  期间,当戴目先生回家看到与自己同样失聪的孩子无处上学时,便萌生了在家乡常州开办一所聋校的想法。为了早日实现这一梦想,1943年秋至1944年夏期间,戴目先生便经常往返于无锡和常州之间。平时他在无锡教书,每逢周六下午没课,便匆匆搭火车去常州与费耀奇、杜家瑞等同道一起商量筹划办学的事情。经过大半年的辛苦努力,1944年10月终于创办了“武进县立民众教育馆聋哑教育班”(今为常州市聋人学校),首届招了18名聋生。

  戴目先生主持聋哑教育班近一年,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老同学顾联珏来访并约他一起去苏北抗日根据地参加新四军。戴目先生经过考虑,“觉得几年来从教困难,办学不易,皆因社会黑暗、环境恶劣之故,况且人微力薄,难以支持(办学)”。于是他毅然挥泪告别年迈的双亲,与顾联珏同学一起投奔苏北抗日根据地。在交通员的一路护送下,他们不惧千辛万苦,终于如愿以偿来到苏皖解放区。戴目先生先是被安排在报社担任校对,后来又先后在新潍坊报、解放日报和新华社等新闻单位工作。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戴目先生随军南下回到上海。经组织安排,先是在《解放日报》编辑部工作,《解放日报》刊登的全国解放形势图就是戴目先生绘制的。不久又调到新华通讯社上海分社资料室工作。虽然这是一份很不错的工作,但戴目先生依然心系聋哑教育,希望通过教育“让聋哑人用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告诉人们,聋哑人并不是社会的累赘,他们可以和健全人一样为社会做出贡献”。组织上了解到戴目先生要求继续从事聋人教育这一想法后,根据工作需要,于1950年5月把他调到上海市教育局初等教育处任视导员,负责盲、聋哑学校的工作。

  1949年,除公立的上海特殊儿童辅导院(由著名教育家陈鹤琴先生创办,上海解放后于1951年改名为上海市聋哑儿童学校,1952年又改名为上海市第一聋哑学校)外,上海还有5所私立聋哑学校,当时所有聋校的在校生总共有二百人左右。1952年,这几所私立聋哑学校的毕业生写信给上海市教育局,要求帮助解决升学和就业问题。负责分管此项工作的戴目先生经过反复研究,认为当时的聋哑青少年文化程度不高,又身无专长,安排他们劳动就业存在不少困难。而且当时上海刚解放不久,百废待兴,要给他们升学,条件也不具备,于是决定在上海市第一聋哑学校附设一个初中文化程度的“补习班”。翌年,将“补习班”改为“技术班”,试行对聋生进行职业技术教育。“技术班”设木工、美术两科,有儿童玩具、家具制作、印染图案和电影动画等专业。戴目先生认为发展聋人职业教育是解决聋人出路问题的最好途径,他和校长刘佩琪一起殚精竭虑,对“技术班”倾注了自己的全部精力和心血。三年的辛勤耕耘,换来了丰硕的果实:这一批由新中国培养出来的具有中级职业技术水平的聋哑学生,根据对口专业都妥善安排了工作。电影动画专业8名学生,全部被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录用,谢洪宾同学还担任了木偶片《半夜鸡叫》的人物造型设计工作。印染图案专业的女学生周芹,学业成绩突出,作品被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副院长庞薰琴教授所赏识,破例收为研究生,成为国内首位聋人研究生。

  “技术班”的试办成功,获得方方面面的广泛好评。在中央教育部盲、聋哑教育处领导的建议下,上海市教育局决定把上海市第一聋哑学校易名为上海市聋哑青年技术学校(以下简称上海聋青技校),并于1956年正式挂牌扩大招生。当时校长为刘佩琪,戴目先生为副校长。至此,国内第一所对聋人实施正规、系统的中等职业教育学校诞生了。屈指算来,戴目先生是聋青技校校长岗位上履职时间最长的一位校长。他1955年被组织任命为上海市第一聋哑学校(翌年更名为上海聋青技校)副校长;1978年,担任校长直至1994年离休。1986年,上海市人民政府任命段力佩、叶克平、赵宪初等13位沪上著名校长为名誉校长,戴目先生也是其中之一。在上海聋青技校初创时期,戴目先生虽然担任副校长,但是身为聋人,他对聋人的身心特点和实际需要感同身受;多年的聋教育实践,又为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因此在专业建设、课程设置、师资队伍培养以及学制年限等问题上,他都能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期间,上海聋青技校曾停办三年,教师队伍被遣散殆尽。复校后,在当时特教师资数量紧缺、水平不高的情况下,戴目先生临危受命,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立足自身,知人善用,坚持“实事求是、兼容并蓄、注重进修、各擅其长”的原则,使得一批新人、能人脱颖而出,挑起了教育教学的重担。如果说,上海聋青技校现在有一支热爱特教事业、热爱残疾学生、专业水平和教学能力强的师资队伍的话,那么,这里面渗透了老校长戴目先生的无数心血。

  戴目先生重视职业教育在解决聋人就业和生计问题上的作用,他认为要让聋生毕业后胜任本职工作,专业训练自不可少,但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培养聋生的自强意识显得更为重要。因为对聋人而言,只有自强起来,才能克服自卑,对生活、学习、事业树立信心,才能有执着的追求,才能做到残而有为,事业有成,平等参与社会,做到自尊、自立。正因为聋青技校重视对聋生开展自强教育,许多毕业生都能成为身残志坚、德才兼备、为社会创造财富的佼佼者。当时有不少毕业生包括上海籍学生都能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毅然奔赴偏远地区支援国家建设。为了用聋人自强成才的事例现身说法,激励在校学生勤奋学习,戴目先生在离休后和同为聋人的闻大敏一起收集了100个自强不息、奋发成才的聋人事迹,于2003年1月编撰出版了《百年沧桑话聋人》一书,其中不少聋人英才都是上海聋青技校的毕业生。

  作为一名聋教育工作者,戴目先生非常重视中国聋教育发展史的研究。他认为,“如果从事聋教育工作,不了解不关心聋教育的历史,就不能以史为鉴,容易误入盲区甚至重复前人的错误”。因此,戴目先生很早就萌发了动笔撰写中国聋教育发展史的想法。然而,要编写中国聋教育发展史,绝非易事,首先碰到的问题就是资料不足。对此,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戴目先生利用在上海市教育局工作的机会,零零散散收集了一些资料,几年下来积累了一大包。只可惜这包费尽他不少心血而收集起来的资料在“”期间散失殆尽,戴目先生为此懊悔,心痛不已。

  为了研究中国聋教育发展史,从20世纪80年代起,戴目先生又重新开始收集相关资料。他曾把希望寄予各地聋校为庆祝校庆而印刷的“纪念特刊”上。可实际情况是当时“纪念特刊”中的“校史”内容大都比较粗略简单,写得好且详细的不多,利用价值不大。收集的资料尚无法编写中国聋教育发展史,于是戴目先生将其撰写成了2万字左右的《中国早期聋人学校教育发展概况综述》一文。在文中,戴目先生将中国早期聋人学校教育的产生和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

  (1)创始阶段——以1887年美国传教士梅耐德在中国山东登州创办启喑学校(今烟台聋校)为起点,至1914年前之江大学教授周耀先在杭州创办“哑童学校”为止。

  (2)发展阶段——以1914年前之江大学教授周耀先在杭州创办“哑童学校”为起点,至1937年“七·七”北平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为止。此期间全国先后创办的聋校(含盲聋合校)约23所。

  (3)发展缓慢的困难时期——以1937年“七·七”北平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为起点,至1949年9月底新中国建立前夜为止。此时期全国先后创办的聋校(含盲聋合校)约32所。

  在该文中,戴目先生除了绘制有各阶段创办的聋校一览表外,还对其中一些基础较好、校史较长的聋校进行了简述,对中国早期聋校的教育思想与教学模式进行了探讨。

  此后,戴目先生仍未中止对中国聋教育发展史的研究。1997年仲春,已年逾七旬的戴目先生到无锡走访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上海私立聋哑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已从聋校退休在家的宋鹏程老师。戴目先生从两人叙说旧事、谈写回忆录中突受“启发”,当即提出广泛邀请已退休的老教师、老校友一起写聋校旧事,每人写一点,编成一本书,从不同角度反映中国早期聋教育发展的大致轨迹,为后人编写中国聋教育史留下一些有用的资料。这一提议得到宋鹏程的热烈响应。两人说干就干,经过多方联系,一年多下来收到了20多篇稿件(资料),最终于1999年12月编撰出版了《梦圆忆当年》一书。该书以翔实的资料为后人展现了中国早期聋校所走过的荆棘丛生的崎岖道路,为系统地研究中国早期聋教育作了可贵的探索,积累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手语是聋人交际的工具。1985年底,戴目先生受中国盲人聋哑人协会的委托,组成编纂小组,对1979年经民政部、教育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批准并正式推行的《聋哑人通用手语图》四辑手语单词进行增删、修订。经过一年多的工作,提出了初步修改意见。1987年5月,在山东泰安召开的全国第三次手语工作会议上,通过了编辑小组的工作报告,并确定将《聋哑人通用手语图》易名为《中国手语》。1990年,以中国聋人协会的名义正式编印出版了《中国手语》(正集)。不久,戴目先生又受聘为《中国手语》(续集)编辑小组的顾问。前后两次参与中国手语规范化工作以后,使得戴目先生对中国手语产生了研究的兴趣。

  1990年7月底至8月初,他代表中国聋人去美国参加第17届国际聋人教育会议,回来后便萌生编纂一本收集有多个国家常用手语图的书,以推进各国聋人之间的友好交往。他酝酿体例,广觅材料,但终因当时仍在学校担任领导工作、时间无法保证而搁置了下来。1994年5月,戴目先生离休。离休不离岗的戴目先生以“不教一日闲过”的精神,每天晨思夕读,伏案写作,历经两年多的辛勤劳作,于1996年8月终于完成并出版了《多国手语拾掇》。该书是收集了中国、美国、日本和国际通用手语500个常用词语的手语图集。

  紧接着,针对特教界大家都很关注的手语问题,戴目先生在深入研究、理性思考之后,又于2002年3月推出他的新作《中国手语浅谈》。该书对中国聋人手语的性质、产生及其发展、构“词”和表述的特点、手语的规范化以及手语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都作了明确的阐述。

  2007年9月,上海聋青技校为戴目先生从事特殊教育60周年举办了庆贺活动,并将其在中国手语、中国聋教育史、聋人职业教育等方面的研究文章辑集成了《白头着意栽桃李——戴目先生从事特殊教育六十周年纪念文集》一书。戴目先生从事特殊教育60周年,已至耄耋之年的他并没有停下在聋教育园地里求索的脚步,即使是在得知自己身患重病时,仍然孜孜不倦。经过四年的不懈努力,2011年10月戴目先生主编出版了厚达900余页、收入条目6300余个的《现代汉语常用词手势图解》一书。该书对引导广大聋教育工作者与手语爱好者正确而规范地使用手语、解决手语中的“一形多词”(即一个手势用来表达若干个意思相同或相近的词语)与“一词多形”(即同一个词,因其含义不同,对应的手势也不一样)等问题,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

  2012年4月,戴目先生又主编出版了《汉语成语手势图解》一书。该书借助《汉语成语词典》(上海教育出版社,新世纪版)选辑的词目及其释义,加以手势动作、文字说明,配制图式而成,共辑录了汉语成语词目1769条。该书是一部有助于聋人学习、使用汉语成语与成语手语的工具书,开创了我国汉语成语手语研究的先河,对帮助聋人更好地理解汉语成语、更准确与规范地用手语表达汉语成语,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戴目先生不仅喜欢研究中国手语,而且热衷于中国手语的推广。2004年,当他获悉上海特教研究所创办了《上海特教》专刊时,非常高兴并积极支持,主动提出在刊物里设立一个“手语连载”的专栏,推广中国手语。2004年8月,上海第一所手语学校——东方国际手语学校诞生,年近八旬的戴目先生把此项工作看作是他从事聋教育事业的延续,不仅出谋划策,提出许多建设性的意见,还亲自动手为手语学校编写教材,修改教学计划,亲自上讲台为学员上课、面试,为学员开辟实习基地等。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年过九旬的戴老还在为研究上海聋教育史和酝酿编撰唐诗宋词手势图解而上下求索,矢志不渝地为中国聋人教育贡献自己的力量。致敬戴老,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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